“每次回北京我都在想，得尽快离开。”69岁的著名动物学专家潘文石教授坐在窗边,望着初春正在发芽的新枝说，“别人在我这个年纪都去享清福了，我还是像个孩子一样，喜欢野外生活。”他曾说，要在城市里看到他的身影，“跟找到野生动物一样难”。

每年，潘文石教授都会从他的野外研究基地抽一点时间回北京。一是参加两会，二是安排研究生毕业答辩工作。今年3月，是他停留北京时间最长的一次，共17天。两会代表的提案里，留下了他关于保护白海豚的内容：“这些都是北部湾生物存在多样性的一个象征，它代表北部湾是一个清洁的海域，这对人类价值匪浅。”

潘文石将一生倾注在野生动物研究上。从1985年开始的十几年间，他花了90％的时间驻扎在秦岭大熊猫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海拔3071米的山上通过无线电监测大熊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纯自然条件下目睹野生大熊猫分娩过程的科学家。美国《读者文摘》杂志称他为“熊猫之父”。

1996年，当大熊猫的研究告一段落时，潘文石的野外研究基地又从秦岭转移到广西崇左，开始研究珍稀动物白头叶猴和中华白海豚。曾经的“熊猫专家”，如今被称为“白头叶猴教授”。

潘文石似乎永不停歇，他说：“科学家就是拼死，也要死在实验室第一线和野外研究现场。”

“野性呼唤”成就信念

“野性就是自由，什么力量都没办法让我离开野外。”潘文石说，自己就像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小说《野性的呼唤》中那条叫“布克”的狗——它放弃在豪宅看家护院的优越生活，一生浪迹在北极荒原，最终成为狼群的首领。

“从1980年开始到现在的26年，我每年至少有10个月在野外度过。”说到这里，潘文石的脸上洋溢着满足，计算他一生在野外生活的时间，得用减法：“除去幼年时抗日战争的8年、中学时代的6年和‘文革’的8年，其余时间，我差不多都待在野外。”

也就是说，潘文石在城市生活的完整时间不过22年。他生命里近50年的岁月，都与人迹罕至的土地“接壤”。潘文石是第一个给中央写报告不赞成将野生大熊猫圈进“饲养场”的人，也是中国第一个反对克隆大熊猫的人。这些建议背后的大量科学依据，来自他多年来第一线的科学研究。

从1984年到1998年，先后有15位研究生跟随潘文石参加秦岭研究工作。“最困难的是长期缺乏油水，前8年几乎吃不饱。”冬天是观察大熊猫最好的季节，潘文石和学生们经常连续三五个昼夜坚守在零下十几度的帐篷里，不间断地通过无线电监测大熊猫，记录有关大熊猫交配、受精、产仔、哺乳的最直接和可靠的参数。怕惊扰大熊猫，他们不敢生火，食物冻成了冰疙瘩，屋里洗脸的水结成了冰块。每夜写研究日志，一只手拿着蜡烛照明，一只手记录。为保住脸上油脂，防止冻伤，两周才洗一次脸。

“我们为十几只大熊猫戴上无线电颈圈，每过一刻钟就要打开一次无线电记录它们的行踪，一天要听96次记录。”每次听完一轮，一刻钟又很快过去，“三个人轮流都忙不过来。”常年的野外工作，让潘文石养成了跟野生动物一样的作息时间——白天睡觉晚上工作，躺下就能睡，睁眼就开始工作。“野生动物从没有深度睡眠，时刻保持警醒——我也一样，一天6小时的睡眠可以分成无数次来完成。”

渺无人烟的野外生活，危险永远无法预知。险山恶水、毒虫虎豹、冻伤摔伤、煤气中毒等自然环境中的艰难困苦，随时在侵袭这支年轻的队伍。尽管小心谨慎，悲剧还是难以避免。1985年春天,潘文石与两位研究生刚到秦岭的第39天,年仅21岁的研究生曾周在寻找大熊猫足迹时不幸坠崖牺牲。这让潘文石背负了沉重的包袱，“我不但要在荒郊野外组织好研究工作，还要当好他们的父母，保证每个孩子的安全。”潘文石自己也曾多次发生意外。一次为拍熊猫从5米高的岩石上摔下，竹子从指间穿过，手上的血跟相机粘在一起，用碘酒清洗后足足肿了七八个月。还有一次头朝下摔下70度陡坡，滚了几十米被树干拦腰挡住才没有坠入山谷。树干被冲力折裂，裤子湿答答一片，原来已是鲜血直流。此后一个多月，他因肛裂卧床不起，只能吃流质食物。

点滴记录熊猫“虎子”

满头稀疏白发的潘文石，穿着洗得泛起毛球的蓝毛衣，戴着老花镜，翻看着自己写的书《熊猫虎子》。这本书，像一位父亲在讲述儿子的故事。书中的细枝末节，来自于潘文石多年来在一张张纸头上的点滴记录。

“虎子”是大熊猫“姣姣”的第一个孩子，为了一点点亲近“姣姣”，潘文石用了4年时间。第一次见“姣姣”时，这只胆大的熊猫没有像其他动物撒腿就跑，而是冲着他扑过来。潘文石掉头跑到高处的大石块上，摇着竹子轻声跟它交流，庞大的野生大熊猫乖乖地坐了下来；“姣姣”生“虎子”时，潘文石只能偷偷进洞穴观察；到“姣姣”第二个孩子出世时，他已经能近距离看它喂奶了；等到第三个孩子出世，“姣姣”完全解除戒备，潘文石甚至可以当着它的面抱起“新生宝宝”记录心脏跳动频率、测量体温。

潘文石还记得雄熊猫发情时，震撼整个山谷的咆哮声和磕牙床的巨响。“一群狗打架我们都不敢靠近，但在熊猫发情期，我们却能坐在‘求偶场’中间，看几只雄熊猫为争夺‘姣姣’而撕咬。但它们却丝毫不会伤害我们。”

在秦岭的十几年里，他和他的研究生们第一次发现大熊猫的dna多样性没有下降到近亲繁殖的程度，第一次向世界宣告：“大熊猫并没有走入进化的死胡同。”凭着大量的科学数据，他证明秦岭是大熊猫最后一片自然庇护所，在秦岭650平方公里范围内，大约150只大熊猫在最近十几年间始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9年的增长率为3.5％。

濒危物种不会给你更多时间

地球几乎每小时有一个物种灭绝，近代物种的灭绝速度比自然灭绝速度快1000倍，比形成速度快100万倍——这组惊人的生命灭绝数据，来自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管理办公室。

1996年，当荷兰王子颁发保护野生生物金奖诺亚方舟奖（goldenark）给潘文石，请他去荷兰领奖时，被他婉拒了，因为“濒危物种不会给你更多的时间”。身在广西扶绥的山洞里考察白头叶猴的潘文石，深知自己的时间宝贵。

尽管如此，潘文石还是对保护野生动物有信心：“人类是生命进化的最高形式，我们相当于全球1000多万种生灵的大脑，它们就是我们的四肢和躯干，我们必须替它们想办法。”但他认为，保护濒危物种不能靠狂热和热情，“人类必须改变自己的伦理道德和行为。按照今天美国人的平均消耗水平，全球65亿人只需35年就会耗尽地球地面和地下的资源。”

潘文石研究野生动物的地区，总是全国最穷困的村落，“只有工业文明最不发达的地方，野生动物们才能生存下来。”他提出要保护动物，首先要保证农民们的生活。山区的人们之所以砍伐、猎杀，就是因为穷困而危及到动物的生存。他发现村民们喝着动物都不喝的水，穷得连看病的钱都掏不出时，帮助当地百姓又成了他的一项任务。

潘文石为农民们捐款捐物，赞助5个学生念书，把自己获得的国际国内的奖金和捐助用来帮助当地建沼气池、修学校、建医院。最近，万科董事长王石资助了90万元作为潘文石研究白头叶猴的专项基金，作为他对环保事业的支持。